“6年的公安现场法医，16年的DNA亲权鉴定，看尽人间冷暖悲欢。”邓亚军近一年半没有更新的微博上，写着这句高度概括她人生经历的签名。

女法医、女博士、“中国第一代DNA鉴定师”，邓亚军身上的小众标签很多，她本人也十分契合大众对这些小众标签的想象：干练的短发、利落的西装，简单的无框眼镜后面，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。



“纵横”人性考场十余年，她是最公正的判卷老师。十几万张DNA鉴定报告“卷子”发下去，很多人拿到“不及格”。

她安慰、记录，却从不为任何一人改分。即便那些人和家庭就此情感撕裂，人生崩盘，她也没有丝毫动摇。

面对着那些高喊“你们正在撕碎理想和未来”的路人，邓亚军决定告诉他们真相——

亲子鉴定这场“考试”只有一道选择题，两个选项，是与不是，自愿报考。

“婚姻粉碎机”

“我们要做加急。”

北京中正司法鉴定所内，一个外地男人语气平静地提出需求。在他身边的是扎着马尾辫儿、同样平静的妻子，还有他们一脸懵懂的孩子。

作为该鉴定所所长邓亚军的助理，赵佳悦了解这位客户的情况：之前带孩子做过一次亲子鉴定，结果显示并非亲生，这次带上妻子一起，是为了再次确认，也是让“死不承认”的对方现场见证。

普通的亲子鉴定出结果需3个工作日，加急只需5小时，因此，赵佳悦很快又见到了这一家三口。只是和依然平静的丈夫不同，妻子捂着脸站在一旁，马尾辫儿被扎得乱糟糟，像是挨了打。

鉴定结果仍为“不支持”。

不发一言的妻子拿着报告离开了鉴定所，赵佳悦跟了出去。站在高处，她看见她出门后点了一支烟，边哭边扶着栏杆下楼，脚步异常飘忽，“高跟鞋在走廊趿拉、趿拉地响，下三层楼恨不得用了十分钟”。

喜欢故事的赵佳悦是一名优质的观察者。在她的印象中，大部分客户都像这位妻子一样，在鉴定所时平静如常，出门后开始崩溃痛哭。当然也有特殊案例：当场动手的、拿到否定结果“啪”把孩子扔到一边的……只是这位所长助理见到的，远不如所长邓亚军报告里的多。

有十多年DNA亲子鉴定经验、做过的鉴定有十几万例，邓亚军早已对婚姻的破碎见怪不怪。面对来猎奇的网友和媒体，她可以讲出各种令人惊掉下巴的故事。结尾时，她习惯淡定地补上一句“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我们遇不到”。



邓亚军和很多同行都会坚持记录这些故事。可当故事传播开来，“热心”网友的视线也开始转移。

很快，与亲子鉴定有关的一切都被贴上标签。

千百句的谎言只一纸报告就能拆穿，数十年的夫妻出了门就能一拍两散，有如此“神力”的亲子鉴定机构被网友称为“继产科手术室门外后的又一人性鉴别地”。在这里，亲子鉴定技术“只是证明了夫妻相互之间的不信任”，邓亚军等DNA亲子鉴定师又名“婚姻粉碎机”。

邓亚军不认同这个称号。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，她神色自若，目光因为高挑的眉毛更显坚定：“后果不是我们造成的，我们只是用技术把结果公开化而已。我们没有错，鉴定机构也没错，错的谁知道是谁呢？反正不是我们。”

“这不是乱伦么？”

邓亚军所坚持的观点与思路，与她的职业生涯一脉相承。

1996年，邓亚军从西安交通大学法医系毕业。虽然当年选法医专业只是听了哥哥“公检法铁饭碗”的安排，但面对法医和临床医生两个就业方向时，邓亚军还是果断选择了前者，成为那个年代非常少见的女法医。

在她的思路中，临床医生有很多问题无法解决、很多环节不能参与，但法医要做的事非常确定，确定死亡时间、确定致伤方式、复原死亡过程，三项工作，清晰明确。

所以，即便有时邓亚军参与的案子无法破获，只要知道自己判断的死亡时间、致伤方式和回溯的作案过程都和真实现场一样，她就会觉得工作非常圆满，“我的作用完全起到了，成就感爆棚”。

她向来喜欢这种确定性带来的成就感。

毕业九年后，邓亚军在西安交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。因为此前为了攻读博士辞职，邓亚军不得不再次面临职业选择。第三方鉴定机构里的法医临床、法医病理、法医物证鉴定……她思虑再三，最终选择了法医物证鉴定中的DNA亲子鉴定。

与上次一样，她的首要理由依然是确定性：“法医临床和病理太需要主观的东西在里面，在第三方鉴定机构里，不如实验室一是一、二是二来得好。”

邓亚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，2005年是国内DNA亲子鉴定技术发展的关键年份。讲到此处，她像大学老师授课一般把这项技术的整个发展历程进行了复盘。STR、触摸DNA……即便科普过无数遍，她的耐心和兴奋程度也没有打折。

总之就是在那一年，亲子鉴定技术从公安机关走进了社会，邓亚军也从命案现场走进了DNA实验室。老照片里，那时的邓亚军留着长发，穿着长裙，与现在完全不是一个风格。



入行的前两年，邓亚军一度感觉三观被颠覆。农村的老人带着儿子儿媳来给孙子做亲子鉴定，因为儿子儿媳都有智力缺陷，孙子却是个正常人。邓亚军本觉得这个理由有些牵强，可做完鉴定，结果显示孙子真的是公公和儿媳的孩子。

“这不是乱伦么？”

赵佳悦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时，和当时的邓亚军一样大惊失色。然而此时此刻，她也已和邓亚军一样司空见惯：“这种案例挺常见的，没什么新奇。”

从种马名犬覆盖到牛羊肉片

比起新奇，邓亚军更喜欢有挑战的案子。

曾有一次，浙江省慈溪法院的法官委托邓亚军做一次“豪门”亲子鉴定。案件很简单：当地农村一位“鳏寡老头”去世，留下了150万元存款和一栋二层小楼。谁知这笔当年的“巨额遗产”被老人的两个妹妹和几个外甥分掉后，从乡下突然冒出一个三十岁的中年女人，说是老人的女儿，也要分遗产。

法院希望邓亚军鉴定女人与老人的亲子关系，她一口应下。

但棘手的部分是，老人的尸体已经被妹妹火化，无从取证。无奈之下，邓亚军只好给女人和老人的妹妹做了亲缘关系鉴定，并沮丧地交给法官一个不确定结论。“根据遗传学，姑侄关系是无法完全确认的，技术受限，这件事只能靠法官走访了。”她仍有遗憾。

这种无法带来成就感的不确定结论，正是“技术控”邓亚军工作的最大压力源。

DNA亲子鉴定领域有多少难题悬而未决？谁也无法给出准确答案。



事实上，DNA亲子鉴定的客户类型很广泛，怀疑妻子出轨的丈夫们只是冰山一角。经常拿出陈年旧案委托的公安机关、怀着孕想知道孩子父亲是谁的年轻女孩、需要补办出生医学证明的二胎、改落户信息的“北上广预备役”、甚至还有猫狗牛羊的主人，都是行业的难题制造者。

要解决这些客户的问题，就必须在追踪到新技术时立刻实践——实验室里埋头十几年，这条解压秘诀邓亚军屡试不爽。

在最不熟悉的哺乳动物亲子鉴定领域，她曾带领团队“从牛做起”。“之前有先进的技术，但只能鉴定母牛和小牛的亲子关系。我们通过设计牛的STR，完成了公牛和小牛的亲子鉴定。”

打开动物类的口子后，邓亚军的团队收到了千奇百怪的鉴定需求，鉴定对象从种马名犬覆盖到牛羊肉片。“最离奇的是，陕西省的交警曾来鉴定一只被车轧死的兔子，他们排查出两辆嫌疑车辆，让我们通过车上沾的兔子肌肉组织确定肇事者。”如今说起这件案子，邓亚军依旧兴趣盎然。

可当被问及“还对哪些离奇的案例印象深刻”时，邓亚军语气中的轻松消失不见。

“亲生闺女和亲爹生孩子，太违反人伦了。”邓亚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，这是自己从业以来最不能接受的案子。一想到那几个人居然还因为谁出孩子的抚养费对簿公堂，她就感到崩溃。

最先进的技术，鉴定出来的居然是最不堪的结果。

希望

其实邓亚军一直很清楚，那些自己无法控制的“情绪”，早就随着思想开始生根发芽了。

她把故事的时间线推向爆发之前——

有位丈夫和妻子个子都不高，儿子长得高被邻居拿来开几次玩笑，丈夫就走了心，带着孩子来鉴定；有位丈夫和好朋友过年喝酒，朋友酒醉说一句“你儿子是我的”，丈夫揍了朋友一顿，却还是因为心里别扭来做鉴定。

几句打趣，就能埋下怀疑的种子。而生命力顽强的种子，一篇报告完全拦不住。

曾有一位穿着体面的老绅士来做亲子鉴定，结果显示孩子是他的亲生骨肉。面对这个好结果，老人翻了脸：“我没有生育能力，怎么会有孩子！”

“他去上海、南京、浙江的亲子鉴定所，结果都和我们一样”，邓亚军说：“可他还是不信，说我们机构间彼此认识，我们有可能串通结果。”

可她还是做不到冷眼旁观。

几年前，在湖北卫视的真情帮扶类节目《大王小王》中，邓亚军帮助草根明星山楂妹寻母，当在场所有人都坚信台上的老妇就是山楂妹的母亲时，邓亚军给出了“不支持”的鉴定结果。

节目现场哭成一片，一向情绪稳定的邓亚军也推开眼镜抹起泪来。

经这一电视节目寻亲的人中，很多人最后都没有找到自己的家人。在邓亚军看来，这是一种遗憾，但她同时抱有希望，“我总觉得他们还有希望”。

赵佳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，邓亚军在生活中是一个特别热爱生活的人。跑马拉松、上电视节目，带着员工玩，是乐观主义。邓亚军自己也承认这一点，包括在工作上。



那些为自己埋下悲剧种子的人，她还能列出无数个典型。但她依然相信爱情、亲情，相信思想的进步，因为她从不把亲子鉴定当做传递信念的介质。

自入行以来，亲子鉴定于她而言，始终是技术工作、科学研究。即便要下一个感性的定义，她也没有用“人性炼狱”这样的字眼。

人性是人的事。

亲子鉴定只不过是“让你更加客观、更加平等地去看待人的感情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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